管理理论中曾借用生物生态学胎记的演化，用比喻的方式描述出创业胎记的三个特征（Marquis and Tilcsik,2013）：
第一特征是敏感期。在企业创立的初期，创始人往往思考着创立企业新的目标、形象与身份（identity），从而使新创企业在这段时间敏感地塑造、接受胎记。例如张瑞敏在上任海尔的前身时，通过怒砸76台冰箱，给全体员工敲响了警钟，在全体员工心中塑造起了强烈的质量意识。据说当初砸冰箱的大锤，已被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为国家文物。而万科创立时的人文情怀，则在万科创立早期的许多多元化行业中显著地体现出来（《万科周刊》是本人刚到深圳时膜拜的企业内部刊物），后来在万科房地产行业的发展中显著地与其他企业区别出来。而实证研究也发现，价值观的塑造在企业的早期成长阶段尤其重要，而创始核心团队成员的多样性、他们共享的组织经验，可以显著预测企业内部文化一致性与人力资源的主导价值（Leung,Foo,and Chaturvedi,2013）。本刊发表的拙文《回归创业者的简单法则》（2011年7月20号，92-94页）也讨论了创始人创立的简单法则是如果影响一些大企业的重大决策的。
胎记的第二特征是环境戳记。企业创立时的环境往往形成强大的冲击力，使企业的许多特征反映出当时的环境的要素。例如这些30年前创立的这些企业最强劲的胎记，可能就是怎样对应复杂的制度环境。1984年，是邓小平第一次南巡，随后中共中央宣布向外国投资者开放14个沿海城市和海南岛。但改革开放的步伐总是和守旧顽固力量交织在一起，如何对应复杂环境的变化？如何处理政商关系？如何在夹缝中寻求机遇？如何积累资金和人力资本？创业时的这些时代烙印，总是深深烙在企业以后的各种决策、文化与发展战略上，反映出企业“烙印时期”的社会结构（Shinkle and Kriauciunas,2012;Stinchcombe,1965）.
例如联想就是在中关村倒买倒卖的“掘金潮”中崛起，慢慢形成沉静致远的个性，四通的段永基很早就强调“快鱼吃慢鱼”的时代到了，但柳传志却更有耐心和耐力。不久前，柳传志邀请了10位创业者和媒体人讨论互联网的新趋势，他强调注重增量，但原有业务不动，在新投的领域上做文章。“比如说一个大公司，像联想控股这样的，千万弄清楚，什么东西当前能动，什么东西不能动，一动当前的饭碗就要丢，这个问题要弄清楚。同时什么东西是立刻能进入的，新的业务状态，比如像联想做投资，它其实撒开了大网准备进入到创业企业中去······”显然，这种老成持重、谋定后发的决策思路是联想早期在复杂的经营环境中树立的，而许多当年浮躁的中关村的大佬早已风吹雨打去也。同样IBM在1984这个复杂年份入华；北京吉普和上海大众也是在这个年份创立合资企业，在复杂的中国经济体制转型中，这些企业能在各种合资伙伴中不断学习，重新评估和调整，从而进化为成功的合资企业（Doz,1996）。
胎记的第三个特征是持久性（Persistence）,也就是说即使后来的环境发生显著的变化，胎记还能持续存在。从生物演化论的角度看，个体的早期经验往往会决定后续的社会行为，这种学习是与其他方式的学习截然不同的。虽然创业早期的“烙印时期”比较短，但由于它在关键时期内发生，它的影响将长期存在。在组织层面，Stinchcombe（1965）认为胎记持久性的原因有三：这些胎记仍然是组织对于给定目的的最有效的形式；传统的力量与意识形态文化使企业不断保持胎记；该组织为了生存，长久形成的胎记与文化，比替代形式更好。